1950年深秋，长沙识字岭的枪声还没有响起，湖南省城里的一间办公室却已经紧张起来。那是11月的一天，湖南省人民政府收到了北京拍来的一封急电，落款是“毛泽东”三个字。电文言简意赅，却分外刺眼：查明茶陵罗克绍是否尚在，如在，迅速逮捕。
在那个年代，毛泽东亲自为一名地方团防头目发电下令，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更让人疑惑的是，这个名字已经在茶陵山区“隐退”多年，甚至在不少普通农民的记忆里，都渐渐模糊。那么，一个在当地伪装成“开明绅士”、小学教员的老头，为什么会被如此点名？要把这道疑问拆开来看，还得把时间拨回到二十多年前。
一、罗克绍崛起：客家山乡里的“土皇帝”
罗克绍，1887年12月出生于湖南茶陵江口蕉坪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客家人。茶陵、酃县一带山多地少，传统矛盾又复杂，客籍与土籍之间，长期为土地、水源、山林发生摩擦。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山上人”和“平地人”隔着一道看不见的槛，谁都不服谁。
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斗争》中提过这样一句话：“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这话不算多，却点中了当地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火药味。在这样的环境里，总要冒出一些能打、敢狠、讲究“护族”、又懂得揽权的人物，罗克绍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
年轻时的罗克绍，既不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也不是循规蹈矩的读书人。他爱穿长袍马褂，手里常捏着一根长杆烟斗，出入茶陵街市，叫得出名字的“朋友”不少，赌桌、酒席、花楼都不陌生。在1926年农会兴起时，当地乡农民协会还曾以“痞汉”为由，把他抓出来游斗过一回，让他当众“出丑”。
挨了这一次“风光”的斗争，他心里那点“自家不能再给人拿捏”的念头一下被激起来。为了守住家族积累下来的田地山林，也为了重新掌握主动权，罗克绍开始自己“造势”。
他一边盘来银钱，一边私下办起了小型兵工作坊，造土枪土炮；同时招揽亡命之徒，拉起一支看家护院的“家丁队”。随着队伍壮大，他这支武装逐渐演变成客家人中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
1927年前后，国民党在茶陵设立“义勇队”时，罗克绍顺势出头，被推为茶陵县“义勇队”总队长。不久，又利用与地方豪绅、国民党机关的关系，爬上“茶、酃、宁三县团防总指挥”的位置。头衔一多，枪口一硬，他在湘赣边界的地位也就变了味，成了那一片山区最大的地方反动武装头目之一。
有意思的是，当共产党领导的农运在茶陵、永新、宁冈一带逐渐展开后，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矛头，自然会指向这一类地方势力。罗家土地被分，佃农敢抬头，乡里乡亲在农会带动下开始翻旧账，这些变化在罗克绍眼里，都成了“必须报复的仇”。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把共产党和工农武装视为“扎在骨头里的刺”。从那之后，双方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尖锐。
二、尧水血案：一桩结下的“死仇”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在湘赣边界开辟革命根据地。到了1928年前后，井冈山周围的局势仍旧非常紧张。国民党方面不断调集正规军“会剿”，而地方豪绅、地主武装也纷纷组织起各种名目的武装力量，“挨户团”“团防局”“靖卫团”层出不穷，罗克绍的团防武装便是其中最凶悍的一股。
1928年初的一天，茶陵县某个土豪向罗克绍递了封“密报”，说尧水区的工农兵正在街上开会，参加者多是农会骨干和苏维埃骨干，人数不少。这样的信息，对罗克绍来说几乎等同于“送上门的机会”。
他当晚就集结团防队，连夜向尧水赶去。为避免惊动对方，还特地安排人提前摸掉区农民自卫队的暗哨。趁暗哨刚被枪杀，尧水镇街头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时，罗克绍的人马已从四处压上。
正在开会的农协干部听到枪声，立刻明白出了大事。区农民自卫队队长尹子斌带人匆忙组织抵抗，一边还要掩护开会人员撤离。问题出在武器和人数上：自卫队多是土枪土炮，数量有限，火力远远比不过罗克绍手上的“正规武装”。
短短一阵激战，尹子斌等18名苏维埃和农运骨干被当场杀害。街巷里血迹斑驳，这场惨案后来被称为“尧水惨案”。这不仅是一桩地区性的血案，更是对茶陵农运骨干的重大打击。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罗克绍的队伍顺势在上寨、腾村一带横冲直撞，烧毁民房，抢走耕牛，乡村顿时一片凄惨。很多老百姓后来提起这段事，仍旧用“祸从天降”来形容。
噩耗送到井冈山后，毛泽东得到报告，连夜与同志们商量，随即向茶陵苏维埃发电，要求组织力量反击，压住罗克绍这股势力。正是在接连不断的伤亡和报复中，毛泽东对罗克绍这支武装的凶狠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那一段时间里，他曾用一句话概括湘赣边界的严重威胁：“东边有肖佳壁，西边有罗克绍，不把他们打掉，我们是不会安宁的。”这种语气，说明这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头目，而是关系整个根据地生死安危的“心腹之患”。
从那以后，罗克绍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而是一个必须记住的对象。也正因为这一层背景，后来一桩看似“战场偶遇”的遭遇战，才显得格外惊险。
三、水路突围：沔水河上的生死一昼夜
把时间拨回到1927年12月下旬。那时的局势复杂到让人有些应接不暇：一边是国民党湘敌第八军军长吴尚派出的独立团配合地方武装，准备向茶陵发动进攻；另一边，是刚刚在边界站稳脚跟的工农革命军，还很年轻，力量有限。
12月24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政治部主任兼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给毛泽东发来急电，报告的内容很直接：敌军集结十多个连的兵力来攻茶陵，而我军在茶陵只有第一营和第三营共七个连。从兵力来看，差距显而易见。
团长陈浩认为在此情形下，要向湘南方向撤退，试图依附当时国民党第13军军长方鼎英，这个想法已经带上投机色彩。宛希先察觉到问题，坚决不同意，主张先撤出战斗，回到井冈山，同时暗中监视陈浩一伙的动向。
随着部队从茶陵县城撤出，陈浩等人背叛的企图越发明显。宛希先心里清楚，仅凭自己力量难以扭转局面，只能火速向毛泽东发电，请前委立即决断。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心里很清楚：如果陈浩等人叛变，工农革命军这支刚组建不久的力量，很可能被拐走，后果不堪设想。他当机立断，准备亲自带人赶往茶陵，设法拦住这些人。
问题在路上。茶陵方向，有一块关键地带，是罗克绍团防势力活动最密集的区域。那一带不仅民团哨卡林立，罗克绍本人也时常出没。怎么通过这块地带，变成一条不得不破解的难题。
当时井冈山一带的农民武装头目袁文才得知消息后，主动提出派一个排的兵力掩护毛泽东一行。12月25日，毛泽东带着陈伯钧、毛泽覃、黎玉教等，加上袁文才派来的一个排，总共26人，从宁冈茅坪出发，一路翻山越岭，行走70多里，到傍晚才赶到茶陵坑口圩，在一户临河农家歇脚。
第二天一早，队伍继续向茶陵城方向前进。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了罗克绍等人设置的路卡，盘查极严，而且开口就要“1000大洋通行费”。这种要价，本质上就是不想让队伍轻易通过。
陆路走不通，毛泽东与身边同志简单商量后，决定绕开关卡，改走水路，从沔水河上漂过去。这条河水面较宽，中段流水缓慢，一旦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就很难快进快出，危险不小。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已经没有太多选择。
战士们就地取材，找来四架竹排，又砍杉树皮，绑成一尺多厚的木垫，当成竹排上的“座椅”和掩体。毛泽东、陈伯钧、毛泽覃各坐一排，战士们斜背步枪、手持竹篙站在竹排上。四排竹排一前一后，保持三四丈间距，顺水慢慢漂动。
竹排渐渐驶近民团封锁的河段，水流变得更缓，河面宽阔，几乎没有遮挡物。就在这段最容易暴露的位置，民团的枪声突然响起。竹排上的人立即警觉，毛泽东问了一句：“这里怎么突然冒出敌人了？”身边的黎玉教一听枪声方向，判断道：“多半是罗克绍的团防。”
毛泽东知道，这时候拖不得，他说：“罗克绍这时候挡道，真要命，时间不等人。”黎玉教提出：“正面交火，我带人压住河岸火力，陈伯钧领一连直插岸边。”战斗方案迅速形成，几乎没有多余话语。
竹排上的杉树皮“座椅”被一块块竖起来，当作简易防弹板。随着竹排漂到河岸弯道处，黎玉教提前布好的后阵地开火，战士们压着民团哨卡打。河对岸一时间尘土飞扬，敌人的第一道火力线被压制了下去。
不料，潜伏在高处观察的罗克绍发现了这支队伍，赶紧组织反击，命令集中火力射向竹排，试图把这几排人“打入河中”。子弹不断落在竹排四周，水花四溅，竹排前进又慢，危险越来越大。
撑排的战士急出了一身冷汗，一些人索性脱掉棉衣长裤，跳下冷水，借着水流和人力一起推进竹排。水中冰冷刺骨，岸上枪声不断，场面极为凶险。
黎玉教见情况紧迫，扯着嗓子让战士们“集中火力，压住敌人枪口”，连发数轮齐射。民团一时间不能抬头，只能缩在掩体后胡乱开枪。趁这个空当，水里的战士拼命推动竹排，慢慢脱离了对岸主要火力区。
等到竹排进入下游急流地段，水势突然加快，人和竹排顺流而下，这才算真正甩开罗克绍的封锁线。岸上的掩护队随后收拢队伍，绕道追上。袁文才派来的护送排，也在战斗过程中保持了基本完整，随即陆续撤回井冈山一线。
那一天，沔水河上的竹排漂行，对毛泽东等人来说不只是一次险中求生，更是为后来挽救整支工农革命军争到了宝贵时间。
傍晚时分，毛泽东一行在洮水村附近上岸，转走陆路，晚间到了离茶陵城一江之隔的中瑶村，在中共茶陵县委书记陈韶家中过夜，打听前方部队的动向。第二天一早，再向县城南面赶去，准备截住陈浩那支队伍。
四、湖口挽澜：一封电报引出的军心之变
12月26日中午，毛泽东一行终于在湖口圩附近追上了陈浩等人。前委书记亲自赶到，陈浩一伙显然没有想到，一时不知怎么应对。宛希先、张子清等人当场站出来，向毛泽东揭发陈浩的叛变企图，场面一度十分紧张。
陈浩、徐恕等人见势不妙，正想脱身，被毛泽东当即下令用绳索捆押。当天晚上，毛泽东在虎口墟老园王其生家中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调整军中领导班子，宣布免去陈浩、徐恕等人的职务。
几天后，部队回到宁冈，罗荣桓向毛泽东汇报，说已经抓住了陈浩派去与方鼎英接头的心腹，还截获了陈浩写给方鼎英的亲笔信。信件内容与之前电报情况一核对，叛变事实已经十分明确。
随后，前委召开紧急会议，增选宛希先、张子清为前委委员，并成立特别法庭。陈浩、徐恕、黄子吉、韩昌剑等人被以反革命罪名审判，最终全部伏法。通过这个过程，工农革命军内部的隐患被果断清除，队伍得以稳定下来。
这场后来被称为“湖口挽澜”的行动，让一支年轻的革命队伍避开了可能的分裂与倾覆。不得不说，如果当初毛泽东那支二十几人的小队没有及时突破罗克绍的封锁，很多事情恐怕就要改写。
从这个角度看，罗克绍那次在江口、沔水一线设置的团防封锁，差一点就成为改变整个革命进程的关键节点。也难怪，毛泽东对罗克绍的印象会格外深刻。
在此后的斗争岁月里，湘赣边界的红军对各路反动武装进行过多次打击。宁冈、永新一带的武装割据中心，对这些团防局、挨户团采取了较强硬的措施。但茶陵、酃县一些地方由于地形和势力盘根错节，并未完全肃清。罗克绍的武装，时强时弱，却始终是一根刺。
从1927年年底那次水路惊险突围，到后来长期遭遇他的搅局，对毛泽东而言，这个人的名字，已经不是普通的“地方恶霸”，而是与牺牲、血案紧紧连在一起的一串记忆。也正因为如此，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笔账并没有翻篇。
五、假死难逃：从“开明绅士”到识字岭法场
时间很快推到解放战争后期。随着人民解放军在中南地区的节节推进，湖南局势逐步明朗。茶陵一带的旧势力看到形势逆转，有的外逃，有的潜伏，有的试图用新面目出现。
罗克绍显然属于第三种。他看得出，继续硬撑下去，迟早要被清算。于是，在解放军尚未完全接管之时，他宣布解散自己掌控的联防团，把手中武器集中后上交地方政府，表面上做出一副“顺应大势”的姿态。
河口乡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与外界联系主要靠一条羊肠小道。客家人居多，外来干部对这里的情况了解有限。解放军工作组进村后，看着罗克绍主动交枪，又愿意协助召开分田会议，表面的表现还算“积极”，一时也没掌握到他早年的血案底细。
为了表示所谓“觉悟”，罗克绍还把名下土地和家产“全部交出”，自己搬进一间矮小破旧的土砖屋，身上穿得破破烂烂，刻意营造“穷落魄老文人”形象。不得不说，这一套伪装，很符合当时一些地方干部对“开明绅士”的印象。
有文化、有地位、愿意交出土地，愿意当众表态支持新政权，这样的人，在不少山乡都被当成“可以争取”的对象。就这样，罗克绍被推举进当地小学，先是当老师，随后干脆变成小学“校长”，看上去已经从昔日的团防头目，变成一名“人民教师”。
有意思的是，对于他早年在尧水、上寨等地的罪行，当地很多普通群众其实心里有数，但在当时的气氛下，不是人人都敢站出来讲清楚。再加上旧档案散失、交通闭塞，这段历史一时没能引起上级机关的注意。
转折发生在1950年11月。毛泽东在北京提到罗克绍这人，随即亲自起草电报，发给湖南省人民政府，要求查明此人是否仍在，如在，即速逮捕。这封电报，对省里来说，是明确的政治指示，不可拖延。
湖南方面很快派工作组赴茶陵调查。也就在这个时候，罗克绍的一个亲戚罗天文，恰好进县城办事，听到了“要抓罗克绍”的风声。
据说，当时有干部认出罗天文，就随口问他：“罗克绍是不是你亲戚？现在人在哪里？”罗天文心里一惊，嘴上却赶紧扯谎：“早没了，死了好些年。”对方听他提到“年龄大”“病故”之类的说法，一时拿不准，只能记下情况再核实。
罗天文当天赶回乡下，把这个消息火急火燎地告诉罗克绍：“北京点了名，省里要来抓你，你的名字没被忘。”罗克绍六十多岁的人，听完自然又惊又怕。他先是以为自己已经暴露了，过了一会，又听说罗天文在县里已经撒下了“死了”的谎话，心里一转，居然动起了“顺水推舟”的念头。
“既然他们怀疑我死了，不如干脆装到底。”他大致是这样盘算的。当晚，河口乡里很快就传出“罗克绍病危”的消息，他住的那几间土屋里，传出妇孺哭喊声。第二天，有人对外称“昨晚病重，不治身亡”，又补上一句“是急症，来得快”，按照客家习俗，把人匆匆入土。
茶陵方面接到“罗克绍已死”的汇报，派出的军警赶到江口乡查证，只见新坟一个，罗家人一口一个“急病暴亡”，也说不出更多细节。军警们在坟前看了一眼，简单记录后，回去向上级复命。
消息往上送时，有的干部也提过“这事有点巧”，但苦于证据不足，暂时只能按“已经死亡”来备案。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少见，有些旧势力确实趁乱脱身，还有些则真的是病死、战乱中死去，真假难分。
然而，茶陵有一位老公安干部，听说“刚要抓人，人就死了”，心里始终觉得不对。他的想法很朴素：逃了这么多年，一听说要抓，就突然“急病而亡”，这种巧合未免太过巧合。
他提出一个要求：开棺验尸。这个建议在当地引起不小争议，罗家当然极力反对，称“死者为大”“按照风俗不能扰灵”，还搬出各种理由。可干警们最终还是决定，必须查个清楚。
深夜，公安人员悄悄来到罗克绍新坟前，开始挖土。直到棺材板露出，周围气氛一度压得非常低。有人心里也在打鼓：万一真是误会，开棺就成了对死者的冒犯。但棺板撬开的一瞬间，所有人都愣住了——棺材里空空如也，连一具尸体都没有。
这一刻，“假死”的伎俩彻底暴露，先前的怀疑也变成了铁证。随后的调查证实，罗克绍被“埋葬”的那天，实际上藏到了后山一处山洞里，由家人偷偷送饭供养，准备“熬过一阵风头”。
公安机关迅速调整方案，在江口、河口一带秘密布控，安排便衣盯梢。没过多久，便衣就发现罗家每天都有专人提着饭盒往后山走，路线几乎固定。按着这条线索往山里摸，果然在一处隐蔽山洞中发现了罗克绍，将其当场擒获。
这一次抓捕没有任何戏剧性的“惊天反抗”，也没有枪声四起。面对突然出现的干警，罗克绍据说只问了一句：“真的是从省里来的？”得到肯定回答后，他长叹一声，不再多说什么。
考虑到这是毛泽东亲自点名要办的人，湖南方面没有在地方草草了结，而是将罗克绍押往长沙，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这种安排，既是依法程序，也是给多年受其迫害的群众一个公开交代。
在审理过程中，尧水惨案、上寨、腾村的大肆烧杀，以及他多年来配合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一一被翻出。许多当年的幸存者、遇难者家属出来作证，那些压在心里的记忆，再次被梳理、说清。
1951年2月10日，长沙识字岭刑场执行枪决命令。多年逞威一方、后来假装“落魄绅士”的罗克绍，最终在那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茶陵一带不少老百姓是在事后才知道这件事的，有的人只是淡淡一句：“算是有个结果了。”
罗克绍的故事，表面上看，是一个地方恶霸靠着武装势力兴起，又在新旧政权交替中试图伪装、隐匿，最后仍未能逃脱法律追究的过程。更深一层看，从沔水河上的竹排，到尧水街巷里的枪声，再到识字岭的一声枪响，这条时间线连接的是一段并不平静的边界斗争史。
那些年井冈山周围的斗争，不只是正面战场上的你来我往，也包括无数像罗克绍这样的地方势力，在暗处、在山乡之间不断搅动风浪。某种意义上，新中国成立后对这类人物的追查与审判，并不只是处理个人恩怨，而是对那段血与火岁月的一种延续性清算。
茶陵山乡的河水依旧在流，江口、尧水今日的风貌已经与当年的硝烟相去甚远。但那封发自1950年11月的电报，和1927年底那支冒着枪林弹雨漂过沔水的竹排，放在一起看，并不难理解其中的逻辑：有些账，时间拉得再长，也不会轻易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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